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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以水利工程推进粮食生产大市建设的调查与思考川陕梾木

发布时间:2020-10-18 22:01:40 阅读: 来源:有机防火堵料厂家

以水利工程推进粮食生产大市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作为全国20个商品粮基地之一,襄阳市多年来坚持稳抓粮食生产不放松,确保了粮食产量“十一连增”,尤其是2012年突破百亿斤大关后连续三年保持百亿地位,为奠定襄阳粮食生产大市地位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应有贡献。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耕地总量减少,以及环境恶化、耕地品质下降、干旱加剧、水资源配置与使用不合理等因素,对保障襄阳粮食生产能力、巩固百亿斤大市地位构成了不利影响。省委、省政府对此十分重视,经过科学论证,决定兴建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不仅为整个鄂北地区水资源的配置与改善带来了福音,更为提高襄阳粮食生产能力、确保百亿斤大市地位不动摇提供了强力保障。那么,如何以此为契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实现稳粮增收、提质增效,推进襄阳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变?我们通过专题调研,形成了一些思考。

一、提高襄阳粮食产能的有利条件

襄阳现辖9个县(市、区),78个乡镇,2391个行政村,拥有耕地面积693万亩。近年来,襄阳市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强市的战略目标,坚持抓粮食保供给、抓加工增效益、抓统筹促和谐、抓创新增活力,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2012年成为湖北省首个、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第一个百亿斤粮食生产大市,总量占全省1/5,占全国近1%。正确分析提高襄阳粮食生产能力的有利条件,有助于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有助于进一步树立巩固建设百亿斤粮食生产大市地位信心,调动全市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一) 政策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将为提高襄阳粮食产能提供强力支撑

中央《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2015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必须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个核心。《意见》对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含金量很高,其政策支持主要有:基础产能方面,全面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统筹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资金投入方面,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大资金投入,集中力量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骨干工程,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征地补偿、耕地占补平衡实行与铁路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同等政策;基础设施方面,加快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加快推进现代灌区建设,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推动方面,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和盐碱地改造科技示范,深入推进粮食高产创建和绿色增产模式攻关,实施植物保护建设工程,开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上述四个方面的宏观政策支持,襄阳都有条件、有实力全面对接和争取。据市农委专家综合测算,中央及湖北省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方面的政策性资金,襄阳每年可争取50-60亿元,加之再积极匹配本级政策资金,进一步改善粮食生产条件的资金投入必将大有保证,也必将对巩固襄阳百亿斤粮食生产大市地位产生巨大积极作用。

(二)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兴建,将为提高襄阳粮食产能奠定坚实基础

2014年底在襄阳正式开工建设的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两年前期,三年建设”的工作目标。该工程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全国需要优先实施的172项重大节水供水项目之一,呈西北至东南走向,纵贯7个县(市、区),全线自流输水,引水线路总长267公里,其中襄阳境内全长148公里,占引水工程总长度的55%;工程总投资165亿元,在襄阳境内投资超过100亿元,占工程总投资的60%以上;工程年平均引水总量7.7亿立方米,其中分配给襄阳的份额4.61亿立方米,占60%;工程受益总人口481.81万人,其中襄阳受益人口215.25万人,占45%;工程灌溉受益面积363.5万亩,其中襄阳受益面积221万亩,占61%。工程全面竣工后,不仅可以确保鄂北地区长年正常供水,解决抗旱、饮用水问题,而且襄阳境内沿线中型以上水库25座、库容5.94亿立方米,如遇干旱皆可实现冲库丰库,保证灌溉需要,从而彻底解决“三北”地区“旱包子”问题。据专家测算,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兴建后,襄阳境内沿线30%-40%的耕地可实现旱改水,将使全市粮食产能净增10亿斤以上。

(三)综合潜力尚可深度挖掘,将为提高襄阳粮食产能扩展有效空间

1、粮食基础产出能力方面尚有潜力可挖。襄阳耕地后备资源丰富,通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和低产田综合治理,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扩大粮食适播面积,全市可新增粮食产能12亿斤。一是借助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在鄂北岗地实施“三北水源”(老河口北、襄州北、枣阳北)工程,全市可新增灌溉面积175.5万亩,恢复灌溉87.78万亩,改善灌溉面积335万亩,可增加粮食生产能力6亿斤。二是实施汉江梯级渠化整治、滩涂治理、堤防截弯取直,以及复垦宜农荒地、撂荒地,修复废弃地,可新增宜粮面积35万亩,增加粮食生产能力2亿斤。三是通过实施田间水利工程和沃土工程、标准农田建设,采取增肥、改土、治水、良种、良法相结合等方式,有效提高耕地保水、保土、保肥能力,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和土壤地力,确保中低产田培肥改良面积达到200万亩,按照每亩耕地土壤地力提高一个等级具备增产200斤能力测算,可增加粮食生产能力4亿斤左右。

2、科技增产作用发挥方面尚有潜力可挖。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政策扶持力度的持续增强,提高粮食作物单产还有较大的潜力。如襄阳小麦平均单产最高的年份为1997年的764斤,水稻平均单产最高为1997年的1367斤。通过推广优良品种,集成技术解决关键性的技术问题可达到提高单产的目的。目前全市水稻栽插密度普遍较低,可由现在的1.5万蔸提高到1.8-2万蔸。初步测算,通过大面积推广超级稻等优良品种,配套节水、节肥、节本增效技术、高产栽培技术,优化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等措施,全市粮食单产有望提高10%,可新增粮食生产能力8亿斤左右。此外,通过新的科技手段加强病虫害防治,实施“虫口夺粮”,将当前病虫害造成的粮食损失由5%降低至3%以内,每年可增加粮食1.6亿斤。

3、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提升方面尚有潜力可挖。调查表明,2014年襄阳市机耕水平为96.2%,稻麦机收水平为95.2%,玉米机播水平为60.3%,水稻机插秧水平为37.2%,小麦机播水平为62.4%,其中小麦机械化条播技术达到43%,比上年增加5个百分点。我市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虽然在总体上走在全省前列,但与我国主要粮食产区相比,水稻、玉米作物的机械化水平较低,仍然具备增产减损潜力。按今后水稻播种面积不少于400万亩、机插机收面积分别达到50%-80%的比例测算,可净增产能1亿斤。

二、制约襄阳粮食产能提高的原因

(一)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一是农田水利设施老化严重。全市现有各类小型农田水利设施14万多处,控制灌溉面积303.48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45%。由于维护不及时,约有70%的农田水利设施老化严重,灌溉毛细血管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特别是粮食生产功能区农田水利设施难以适应生产要求,据水利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市实际控制灌溉面积为152.26万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2%,衰减率高达49.83%。二是水资源短缺,鄂北岗地“旱包子”未予根治。襄阳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鄂北岗地尤其缺水怕旱,俗称“旱包子”。据统计,2005年至2013年的9年间,全市农作物累计受旱面积(复播)3868万亩,其中绝收面积456万亩,造成粮食减产54亿斤。尤其是2009年至2014年,全市连续发生伏旱,有些年份甚至会出现冬春连旱、伏旱连秋旱的异常情况,高温和干旱叠加,土壤完全失墒,粮食减收严重。三是良种良法、科学仓储推广不够。全市每年外出务工经商青壮年劳力约为160万左右,占农村总劳力接近70%。大量劳动力外出,形成了“老人农业”、“妇女农业”,由于留守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导致扩大粮食复种面积、良种良法和科技防治病虫害、科学收储等农业技术推广不够,给粮食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同时,粮食烘干、仓储设施配套不足,造成集中收获季节粮食损失严重。

(二)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普遍。调查表明,近年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日趋严重。2014年,在全市243万亩流转土地中,约有60%的土地流转用于发展休闲农业、经济作物或养殖业,严重挤占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利益驱动农户不愿把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以襄州为例,目前该区粮食生产功能区租金在每亩800元左右,而种植苗木、花生、烟叶等经济作物租金每亩1200元,农民更愿意把土地流转给租金高的一方。同时,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土地流转合同一般都签订3-5年,合同期满后,农户会因为土地效益等原因出现收回土地,从而导致粮食产量不能保持稳定。由于利益驱动,各地都出现了流转土地经营主体不种粮食、粮食种植区种植非粮化的问题。二是生产资料价格、人工成本大幅上涨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近几年,虽然粮价有所提高,种粮补贴支付力度加大,但生产资料价格、人工成本大幅上涨。对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化肥、农药、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平均上涨20%以上,人工成本较上年增加60%,粮食涨价与粮补收入完全被抵消。据对小麦、水稻、玉米生产投入与收益综合测算,去年平均每亩产值1039元,扣除农业生产资料与人工成本,净收入只有542元,和前年相比下降了2.6%。

(三)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不高。一是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县乡(镇)公益性服务机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人才队伍不稳、财政保障不足、服务手段落后,服务功能不强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户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普遍较少,导致粮食作物的机耕、植保、抗旱、防虫、收储等社会化服务不够配套,影响粮食产能提高。二是粮食加工产业档次较低。一般停留在粗加工阶段,生产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不够高,产业化程度低。种养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市场主体培育不够;加工龙头企业力量薄弱,缺乏实力和竞争力,以初级加工为主,真正有品牌影响力的不多;优质小麦精深加工能力不足,附加值低,最终制约了产品和市场的扩大。三是流通渠道不畅。缺乏市场经营人才、畅通的流通设施以及信息,营销组织薄弱,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制约了生产,影响市场份额的扩大。

(四)政策性扶持资金整合不够。据统计,襄阳农业部门现有涉农资金87.22亿,其中直接用于大田生产的扶持资金达35.86亿元,占全市涉农资金额的41.1%。但是,因为现有的农业财政资金管理体系存在资金安排渠道多、管理部门多、申请环节多、县乡政府在资金使用上无权调配等问题,导致扶持大田生产的政策性资金分配“撒胡椒面”,补贴对象不够精准,使用效率低,扶持效果差。比如,粮补资金在土地流转后的补贴对象为土地承包人,而不是土地流转种植户,不利于粮食生产大户集约经营。

三、提高襄阳粮食产能的对策建议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政治任务。襄阳必须勇担使命,抢抓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机遇,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精心组织,科学设计,全力配合省水利部门加快建设鄂北水资源工程,并及早探索水权改革,推广农业节水技术,有效整合涉农政策资金,有序改善农田水利设施,强化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加大扶持粮食加工龙头企业力度,增加粮农收益,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襄阳百亿斤粮食生产大市地位不动摇,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一)有效探索实施水权改革。为了保证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竣工后用水合理,建议水利部门要及早配套探索实施水权和水价改革,明确水的权属,推动水资源商品化、市场化,用制度倒逼节约用水。①制度层面上,要实行累进制水价和高峰水价,促使农民增强节水意识,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根据水资源配置工程给襄阳分配的水量,对水权在各乡镇乃至市场主体间进行再分配,②技术层面上,要彻底改变“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逐步采用管道输水、喷灌、滴灌等科学、节水灌溉方式,普及节水工艺、技术和设备。③法律层面上,通过采用法律手段,对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硬性规定,为节水提供法律保障。

(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①加快抗旱体系建设,提升粮田灌溉能力。加大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投资力度,尽早实施中小灌区改造建设,持续推进小农水重点县建设;在更新改造原有提灌站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加强抗旱水源保护管理工作,加大湖泊保护、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塘坝工程整治力度,加强农村湖泊、河道、沟塘整治力度;安排专项资金补充购置抗旱应急移动设施,满足特别情况下的抗旱应急和灌溉死角的抗旱问题。同时,对水利工程进行工程完工后主管部门应将工程交由所属村委会,划界确权,明确使用人、管理人,跨村工程交由所属乡镇管理,同时,积极探索管理主体多元化,引入农业合作社、承包大户、家庭农场、专业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管理。②坚持项目引领,提高综合产能。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整合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支持力度。制订进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县落实措施,推动老河口市、宜城市、南漳县进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县行列,并加大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项目财政资金投入,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向上争取,确保保康县尽快进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县序列。制订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项目计划,对没有进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县的项目县,在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和资金上有新突破,争取中低产田改造项目,扩大中低田改造面积和项目资金规模。积极推进土地整治工作,推进高产农田建设、低丘岗地改造,重点开展山地建设用地整理,提高耕地质量,提高农田产出率。③加强粮食流通体系建设。加强社会粮食统计和社会粮食平衡调查,提高统计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准确性;充实完善粮食市场监测网络,建成可与全国联网的粮食信息平台,定期收集、整理、发布粮食信息,服务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以农业物联网和精准装备为重点,建设农业全程信息化和机械化技术体系;建设粮食烘干中心,减少储备运输中的损耗量。

(三)确保种粮耕地红线。①扎实抓好土地整治,精心组织迁村腾地。认真编制并实施土地整治专项规划,切实强化基本农田保护,提高耕地综合效益;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生活居住向小区集中;通过流转压减冬闲田、改造整治冷浸田、挖堰扩大水浇田、工厂化育秧腾出秧底田、迁村腾地增加农耕田等办法,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②提高耕地质量和水平。扩大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有机质提升试点等项目实施范围。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合理轮作和间作套种。大力推广秸秆还田、覆盖保墒、生物防控等新技术,提高土地产出效率。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进行水、土、田、林、路综合治理,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实施土地质量保护专项补贴制度,对自愿休耕、调整结构或限制化肥农药使用的农民,给予奖励补助。③加强土地流转管理。改变考核办法,严禁通过定任务、下指标或将流转面积、流转比例纳入绩效考核等方式推动土地流转;设立土地流转门槛,提高规模经营率;明确土地用途,严禁流转后种植非粮化等现象发生;强化流转后土地的用途管制,完善资本进入农村流转土地的退出机制,对资本在农村公然“圈地”造成浪费的,强令其退出并给予严格处罚,扼制土地流转中“圈地非粮化冲动”。

(四)优化整合涉农政策资金。建议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有效支持保护农业的要求,对现有农业财政资源要素进行合理调整和重新配置,构建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相一致的新型农业财政资金运行管理机制,逐步形成涉农资金归类合理、安排科学、使用高效和运作安全的管理机制。一是提高补贴的精准性。在粮食生产扶持资金上,对农村基础设施、小型农田水利公益设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测土配方施肥、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实行专项打包归并至农业部门统一支付,专项监管,以发挥最大使用效益。对粮食直补、生产资料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政策性资金,可整合为农业或粮棉油生产综合直补,以种植面积(含复种面积)为补贴依据,并针对目前农村土地流转频繁的实际,明确规定“谁种田、补贴谁”,提高补贴的精准性。二是在汉江产业基金下设立粮食生产子基金。对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以“以奖代补”的形势予以支持。同时,坚持积极向上争取更多的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资金,完善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组织协调机制、补贴资金发放机制和政策落实监管机制,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促进粮食生产。

(五)加强农业科研攻关和技术推广。把农业科技作为粮食增产的“新引擎”和“助推器”,把稳粮增收的落脚点放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上,放在创新驱动发展上。以分子育种为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和生物技术开发,加快水稻、小麦、玉米等高产优质新品种推广。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育种创新体系,推进种业人才、资源、技术向企业流动,培育推广一批高产、优质、抗逆、适应机械化生产的突破性新品种。利用“阳光工程”等平台,开展农业技术培训。与农业科研院校合作,共建院士工作站。

(六)大力培育粮食生产的新型业态。①把发展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作为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加强政府引导和政策激励,扶持培育种粮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托管、租赁、合作、入股等方式,促进农村土地向种粮大户有序流转。②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积极实施基于订单农业的信贷支持政策,稳定生产,确保订单履约。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好、品牌影响力和发展潜力大的行业重点龙头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创新农业龙头企业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出台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我相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化服务。③强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农机合作社、植保合作社、沼气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涉农企业等服务组织,发挥经营性服务组织作用,为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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